一位姓苏的青年，才24岁，腹痛腹泻3年，肛周脓肿，四处求医，苦不堪言。直到最近，才在中大五院消化内科被确诊为“克罗恩病”，治疗后症状得以明显缓解。
该院消化内科主任李啸峰博士告诉记者，“克罗恩病”是炎症性肠病的一种。炎症性肠病以前在中国是少见病，但现在在相对富裕的长三角和珠三角越来越多。这种病发病年龄小、难确诊、易复发、可致残。
李啸峰说，当年自己当住院医时，一年也遇不到一个病例，但这两年自己科里每年都有四五十个病例。
炎症性肠病的诊断很困难，尤其在基层医院，往往当成普通的慢性肠炎对待。有的肛瘘患者，做了十几次手术，也不解决问题。李啸峰说，几乎每个炎症性肠病的患者，其确诊过程“都是一部血泪史”。
全球都在病因摸索阶段
5月19日是“世界炎症性肠病日”。炎症性肠病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，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。
溃疡性结肠炎是结肠黏膜层和黏膜下层连续性炎症，疾病通常先累及直肠，逐渐向全结肠蔓延。克罗恩病可累及全消化道，为非连续性全层炎症，最常累及部位为末端回肠、结肠和肛周。
李啸峰形容说，这种病就像是“祸水”，流向哪里，就破坏到哪里，不仅在肠道引起腹痛、慢性腹泻、粘液脓血便、肛周脓肿，还导致外周关节炎、结节性红斑、坏疽性脓皮病、强直性脊柱炎，同时，也会出现消化道出血、肠梗阻、结肠癌变等并发症。而且，这种病很难治愈，业内有人称之为“不是癌症的癌症”。
炎症性肠病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是常见病，但近20年来，中国炎症性肠病患者的数量呈进行性增加。国内文献报道，这病近5年的病例数是上世纪90年代同期的8倍。
炎症性肠病至今病因尚不明，各国学者都在从不同角度探索病因和发病机制，不过，遗传、免疫和环境因素，被公认为与该病有关。
免疫机制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功能，正常人体的血液、组织液、分泌液等体液中含有多种具有杀伤或抑制病原体的物质。但过强的免疫力有时候会造成“误伤”，炎症性肠病患者多为身体强健年轻人，其免疫机制可能将某种无害的因素视为“敌人”，而发起攻击，从而出现“自伤”，导致肠内炎症。这种“攻击”有时候非常激烈，甚至出现“炎症的瀑布效应”，“战场”被扩大到肠外甚至全身。
易被误诊为“慢性肠炎”和“肠结核”
李啸峰介绍，目前，无论是溃疡性结肠炎还是克罗恩病，医学界都缺乏诊断的金标准，都需要结合临床表现、内镜下表现、影像学和病理组织学进行综合分析。
比如肠结核，临床表现酷似克罗恩病，难以区分，是克罗恩病还是肠结核，常常困扰着临床医师。
在基层医疗机构，炎症性肠病的患者主诉自己腹痛腹泻，常常被当作慢性肠炎治疗，当时症状缓解，但会反复发作。
克罗恩病以肠道透壁性炎症为特征，肠壁各解剖层均发生纤维化而产生纤维化性狭窄，最终导致肠梗阻，需要接受肛肠外科手术。一些克罗恩病患者首诊是因为肛周脓肿和肛周瘘管，也是到肛肠外科就诊。
李啸峰告诉记者，因为一直没有被确诊，一个克罗恩病患者甚至接受了十多次肛瘘手术。
即使同为炎症性肠病，是溃疡性结肠炎还是克罗恩病在诊断上也不容易。李啸峰介绍，患者李先生，37岁，也被长期腹痛、腹泻困扰，有时还会出现粘液脓血便，在外院被诊断为“克罗恩病”，经药物治疗后症状有好转，停药一段时间后又复发，无奈的他辗转于多家医院，治疗后效果均不理想。最后在中大五院经详细检查和多科室讨论后考虑为“溃疡性结肠炎”，经规范治疗后症状明显好转。
中国富裕地区发病率高
炎症性肠病在西方受重视，比中国早了20年。而中国，高发的都是富裕地区，以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为多。一项针对国内多个大城市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，上海市民中炎症性肠病的发病率位列各大城市之首。
李啸峰说，富裕城市与贫困地区在生活方式上有很多不同，富裕城市的人压力大，经常熬夜、长期疲劳、西方化的饮食、吸烟、精细饮食、经常喝可乐、吃巧克力，还有空气污染、土壤和水污染的因素。但究竟是哪一种因素引致了炎症性肠病的发病率增高，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。
他提醒患者，如果经常出现腹痛、拉肚子、大便有血、肛周脓肿等情况，千万不要大意，请及时到专科就诊。
李啸峰说，炎症性肠病常常需要消化内科、胃肠外科、肛肠外科、营养科、医学影像科、心理科、病理科、护理、药剂科等多学科团队的协同努力，方可诊断和控制病情。
据了解，由于收治炎症性肠病的患者逐年增多，中大五院已经建立了相关的多学科协作团队（MDT），消化内科还建立了炎症性肠病微信群，有医生和护士不定期地推送关于炎症性肠病的知识，为大家答疑解难。
“炎症性肠病的治疗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医患双方共同努力，患者要学会如何与疾病和平共处”，李啸峰说。本报记者 蔚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