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闻来源：《珠海特区报》７月２３日 第１５版
肿瘤发病率越来越高，而很多患者发现时又已经是中晚期，医疗上目前往往无能为力。因此，除ICU外，可能肿瘤科医护人员是目睹死亡最多的科室。
当死亡不可逆转，是减轻病痛，让患者在平静中离去，还是加诸各种抢救手段，不顾一切地留住已经没有意义的肉体？
中大五院肿瘤放疗科副主任、副主任医师王思阳记得很清楚，2003年自己科新开科时，病房里有7个肿瘤患者。而在记者近日采访时，病房里的病人是127个，化疗科还有90多个。肿瘤楼有200多张床，差不多等于一个小医院的规模了，但病床还是紧张。放疗科的医护人员基本上不能在晚上9点前下班，放疗设备更是从早上7点开始要一直运转到晚上12点，人轮班，机器不停。
王思阳说，其实现在医学界谈论安乐死倒不怎么多了，而姑息治疗越来越受重视，也就是说，医生在关注肿瘤大小的同时，越来越关注患者的感受，治疗中注重维持较好的生存质量，比如更少的疼痛、更好的睡眠等等。临终决策，其实也应遵循这个原则。
“死亡质量”
虽然说人是“向死而生”，死亡是一种必然，但毕竟人生只有一次，生命可贵，其逝去总令人惋惜。
中大五院肿瘤防治中心护士长、副主任护师龚小华从医三十多年，在肿瘤中心工作也七八年了，然而，当她谈起自己病人的死亡，也会突然哽咽。她说，因为他们总是一次次地来医院，跟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。
因此，不难理解，对于亲人，患者家属依依不舍，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的心情。
龚小华说，但有时候自己也非常心疼，看着已经没有抢救价值的病人被切开气管、被电击除顫、胸口被一次次按压心肺复苏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这样的心肺复苏之后，很可能患者的肋骨也断了几根。而令人难过的是，经历了这样的折磨后，很可能只是换来了多几天或者几周的生命，而且在这短暂的时间中，患者要么全身插管、陷于昏迷，要么清醒地陷于更大的痛苦之中。
在英美等发达国家，患者可以早早在清醒状态下作出自己的临终决策，即是否限制或撤除生命支持治疗，这些治疗包括人工呼吸装置、鼻饲或静脉营养装置、透析仪、心血管药物、血液净化、心脏监护起搏器、贵重稀有药物、人工营养等等。香港一项研究显示，入住ICU患者中，95%的患者及家属同意不同程度放弃生命支持治疗。
2010年，英国经济学家集团旗下的信息分析机构——经济学家信息部推出全球首例“死亡质量报告”，对40个主要经济体死亡前看护质量评估排名，排名最高的是英国，其次是澳大利亚和爱尔兰，中国倒数第四。
有专家认为，中国排名靠后，与“死亡教育”缺乏有关。中国人一向说“好死不如赖活”，甚至医护人员往往也将死亡视为一种失败，因此不惜代价抢救生命。可是，对一个临终之人，用医疗技术来保障他的安宁，让他平和而有尊严地离开人世，不是一种更大的慈悲么。
“临终决策”
相比古人，今天医学的发达如同奇迹，使以往必死之人得以复活。但另一方面，今人却又面临古人不可能面临的选择困境，因为不少时候，只要医生不撤除高科技的生命支持系统，心跳就不会停止。也就是说，何时“死亡”，是一件需要“决定”的事情，而不是自然的、或者说被动等待的结果。
去年5月，欧洲委员会发布了一份《临终医疗决定程序指南》，试图从法律和伦理角度为人们提供建议和帮助。这份指南明确指出：无效果的抢救，就是过度治疗或非理性治疗。
王思阳说，目前国内并没有有关撤除生命支持治疗的相关法律，对于什么是“无效治疗”也没有达成共识。而且，因为中国不认可“脑死亡”，患者可能要接受更长时间的抢救，只要家属坚持，医院都会继续给予生命支持。有一次，因为家属的意愿，中大五院肿瘤中心的医护们为一名患者进行了持续4小时的心脏按压，直到他的儿子从外地赶来，看了他最后一眼。
撤除生命支持，意味着在“生”与“死”之间选择了“死”。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。在中国的医院，这一意见只能由患者本人或者得到授权的家属提出。而中国的文化中，对父母长辈能救而不救，是不孝，因此，子女们甚至宁可违背长辈本人的意愿，只要条件许可，就要选择积极而通常是无效的治疗。因此有人说，在中国，只有“优生”，而没有“优死”，尽管生、死于人同样重要。
记者从资料上看到，在可以合法安乐死的国家比利时，大约1/4的死亡患者在去世前曾使用药物缓解疼痛或其他症状，尽管这一治疗可能缩短生命。
“姑息治疗”
王思阳说，其实以前肿瘤科的医生跟现在很多患者家属的意识差不多，眼睛里只有“病”，没有“人”，具体来说，就是治疗时只盯着肿瘤大小，只要肿瘤变小，就觉得好，至于病人的痛苦嘛，反正是他们必须忍受的。
世界卫生组织在肿瘤工作的综合规划中确定了预防、早期诊断、根治治疗和姑息治疗四项重点。因此，现在姑息治疗已经是癌症控制方面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。
姑息治疗的核心，就是从以“疾病为导向”转向为“以患者为导向”，注重缓解如疼痛等躯体症状，使患者获得较好的生存质量。“姑息治疗”是一个外来概念，台湾翻译为“舒缓医学”，也许更加有助于理解其实质。
王思阳说，有人可能以为姑息治疗就是“临终关怀”，实际上不仅仅是“临终”，现在姑息治疗从癌症早期就开始了，也就是说，早期抗癌治疗时，就同时考虑了缓解患者的不适感。这些不适包括疼痛、厌食、便秘、疲乏、呼吸困难、呕吐、咳嗽、口干、腹泻、吞咽困难等症状，同时重视心理关怀。这样，使得患者尽管进入癌症晚期，仍然能在无明显痛苦的条件下生活。
2010年，美国麻省总医院专家发表了里程碑式的研究结果——《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早期姑息治疗》，结论是早期接受姑息治疗的患者生存期反而延长了。这其实也好理解，接受姑息治疗的患者身体感受相对较好，心理负担减少，对疾病的“抵抗力”自然有提高。
本报记者 蔚宁
小贴士 “癌症”，说还是不说
虽然说患者有知情权，但对癌症患者，其家人在获知消息后都会斟酌很久：到底要不要告诉本人？中大五院肿瘤放疗科副主任医师周怀理告诉记者，有的家属会要求医生保密，有的让“适当说”，有的则要求“如实告知”。
周怀理说，一般来说，学历越高的家庭，家属和患者要求“如实告知”的越多。从医生的角度来说，认为如实相告是更好的做法，其理由不仅是考虑到患者的知情权问题，更重要的是，当患者知情时，才能更好地配合治疗。另外，要隐瞒患癌这个事实，也非常困难。即使医护人员与家属统一好口径，但毕竟这里是肿瘤科，同病房的人都是癌症，患者难免猜疑。这种猜疑会给患者增加额外的心理负担。
曾经有位患者，其女儿以为自己成功瞒了父亲很多年，到临终时，患者说，“其实我早就知道了”。女儿大哭。双方都在隐瞒，都在强颜欢笑。周怀理说，基本上没见过谁家能瞒到最后。
中大五院肿瘤放疗科副主任、副主任医师王思阳告诉记者，自己从医三十多年中，只遇到极个别患者因为得知实情而加速了病程，绝大多数患者在经历过一两个月的“应激反应”后，都能最终接受现实，配合治疗。（本报记者 蔚宁）
